​外资“撤离中国”？真相是，加工厂变实验室

外资“撤离中国”？真相是，加工厂变实验室

芯片巨头高通公司在北京和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在深圳设立其全球首个创新中心；特斯拉在上海不仅建设了超级工厂，还设立了以整车开发为基础的研发创新中心；施耐德电气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建立了四大研发中心；西门子将位于苏州的西门子电气产品中国总部升级为中国及东亚总部，覆盖其在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业务，等等，一系列与转型、与升级、与研发、与科技密切相关的项目，落户中国、扎根中国、布局中国，不能不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外资引进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试水阶段。当时中国对吸引外资，不仅没有经验，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只要是外资，只要是来自外国的业务，就都可以给予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和优惠。最主要的是吸引外资的方式，叫做“三来一补”，亦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如果放到今天，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笑，认为这也算引进外资。但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资金极度缺乏、外汇比油还要金贵的情况下，只要有外资、有外贸业务，就已经是皆大欢喜、情不自禁的事了，哪还有什么挑三拣四的份。自然，这个阶段利用外资的水平是相当低的。严格地讲，多数企业和项目，都算不上真正的利用外资。

第二阶段，探索阶段。这是中国引进外资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的阶段，也是“中国制造”快速推进、“世界工厂”快速形成、“中国产品”快速走向世界各地的大发展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也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的重要时刻，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也顺应了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形势，承接了制造业的转移。“中国制造”不是偶然的，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成就的；“世界工厂”也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供应与世界需求有机结合的结果。也正是通过这一阶段，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外资引进之路，从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强的重要力量。

第三阶段，转型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供求关系发生重要转变，以及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也正在出现积极转变。传统、低端、粗放的制造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特别是资源、环境的变化，让很多原本属于外资引进范畴的项目、企业，面临淘汰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有一部分企业和项目需要向外转移。也许正是这种转移，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开始唱衰中国外资，抛出所谓的“外资撤离论”。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撤离”，是中国利用外资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留在中国和新进入中国的外资，都是必须符合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和经济发展要求的，是必须能够带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特斯拉研发创新中心的落户、施耐德电气四大研发中心的设立、西门子中国及东亚总部的成立、达索公司亚太总部从东京搬到上海的现象，以及高通公司在北京和上海同时设立研发中心，等等，这些项目，比起传统的低端制造、简单加工、粗放经营，孰优孰劣，应当不难分别。所谓的外资“撤离中国论”，还能站得住脚吗？还需要用更多的语言来驳斥和说明吗？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27.4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6.4%。如果说仅仅看外资增幅和金额还不够的话，不妨再来看看外资的结构，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外资引进。1—8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33.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43.1%，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1%。这样的数据，足以证明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转型效果是非常好的，中国的利用外资工作，实际已经到转型升级1的第三阶段，并向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标准的目标前行。那些因为技术、质量、品质、品种等不符合中国引资要求的企业和项目，退出中国市场，只不过是中国利用外资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淘汰内容，与“外资撤离”毫无关系。即便发生三星关闭部分在华工厂的现象，也是中国市场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自主品牌市场竞争力快速提升，给外资品牌形成了强大压力的结果。如果要说“外资撤离”的真相的话，那就是利用外资转型升级，利用外资已经从加工厂转向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