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要员档案：陶希圣(1899-1988年)

民国要员档案：陶希圣(1899-1988年)

1988年6月，替蒋介石提刀代笔，起草《中国之命达》，遭到全国人民痛骂的陶希圣，终于结束了被“命运”捉弄的一生，寿终正寝。

本是文人 秉笔从政

1899年10月30日，陶希圣出生于湖北黄冈县。

1915年，陶希圣16岁时，随父亲北上，考人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夏升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25年，由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枪杀一事，引发“五卅惨案”，最后爆发了“五卅运动”。当时，陶希圣向《公理报》投稿，援引英国法律，指责英国巡捕枪击中国民众是非法行为。文章刊出之后，立刻引起了各界的注意，上海学生联合会因此聘请他做了法律顾问。

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政治教官，他即携带家眷，由上海来到武汉。他时刻关心着国民党中的反共动向，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文人，如周佛海、梅思平、吕云章等经常偷偷地聚在一起，互相交换有关蒋介石“清党”等消息。

1927年5月，夏斗寅部叛变革命，中央军校奉命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成中央独立师，前往讨伐夏部。陶希圣作为政治教官，被指派做政治工作，后又被指定为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

这年的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陶希圣出任了汪精卫组建的武汉政府的政治部秘书处长，后又任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

1931年，陶希圣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当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日益昭著。然而，蒋介石却依然举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学生运动风起活。北大教授为了就时局交换意见，发起半月聚餐会。陶希圣和胡适就在黄餐会上针对学生运动大唱反调。

1937年陶希圣写了一篇题为《残余的西班牙主义》的短文、投寄天津《大公

报》发表，污蔑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活动，是以分裂国家、煽动内战为目的的。1937年7月，陶希圣与胡适、梅思平、顾祝同、熊式辉等经常到周佛海

这里的气氛与外界截然不同，叫“低调俱乐部”。的住宅，他们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

汪精卫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吓破了胆，而散布各种亡国论调。“低调俱乐部”的人员逐步汇集到汪精卫的麾下，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1938年初，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一-“艺文研究会”正武汉成立。周佛海任总务组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组总干事。“艺文研究会”以反共，反抗战为宗旨。

1938年12日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他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汪精卫此时因跌伤了腿，正卧病在床。近卫声明一发表，他即在病榻上亲自起草响应声明。27日，陶希圣、周佛海、陈公博三人携带了汪卫响应近卫文麿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电文稿，由河内飞抵香港。29日，这份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南华日报》上登出。《艳电》一出，举国皆惊，国民党政府的副总裁竟公然成了汉奸卖国贼。从此，汪精卫彻底走上了叛国投致的道路。

汪精卫集团为了尽早取得日本的同意，建立伪中央政权,积极和日本方面展开谈判。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汪伪政权的建立，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所以在谈判中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按照他们所开列的条件，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就要控制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东南到西北，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上至气象，下至矿业的一切事物。这些条件连日本政府和军队中一些所谓“和平亲善派”看了，也觉得实在有些过分了。但是，汪精卫最后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按照日汪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面对日汪密约，陶希圣看到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他意识到像这黑字写在白纸上，要借中国人的手出卖自己的国家，是不能干的。1940年1月20日陶希圣安全抵达了香港，第二天，便与高宗武将联名致报社的公开信以及日汪密约的影印件全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日汪密约被公布于众，汪精卫气急败坏。

代蒋著书 遭到痛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陶希圣携家人跟随东江难民队逃离香港。1942年2月底，辗转到达重庆。

陶希圣到达重庆后，担任了蒋介石第五侍从室第五组的组长，还参予商讨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的言论方针。

从1942年10月10日开始，陶希圣协助蒋介编写《中国之命运》一书，资料的搜集以及文稿的整理工作都由陶希圣担任。所以说《中国之命运》几乎是由陶希圣代笔的。1943年3月，《中国之命运》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的反动理论的集中阐述和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公开动员。《中国之命运》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用历史唯心主义任意曲解中国古代封建的历史，制造中国必须实行封建、买办、法西专政的历史依据。

该书还宣称，中国未来的命运有两个，一个是全国人民无条件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判，从而达到所谓的“独立、自由”;另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发展胜利，从而导致中国“衰落、灭亡”。《中国之命运》还宣布这两个“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两年之中。”显然，他们是迫不急待，等不到抗日战争结束，就要发动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内战，而且妄想在两年之内就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作为国民党将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遭到各国各界进步人士的批评。共产党也对《中国之命运》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这一年的10月，中央日报社改，陶希圣被聘为总主笔当时在重庆还有两家影响力相当大的报纸，这就是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以及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政府看来，当时《大公报》也有左倾的倾向，所以《中央日报》既要与《新华日报》作斗争，又要与《大公报》作斗争。为了宣传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酌立场，陶希圣夜以继日地撰写社论，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了。因此蒋介石倒也很倚重他。这一年的11月，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回到重庆后将所有的会议纪录以及报告，都交给陶希圣整理。终日捉刀 讨主欢心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抛出了假和平的烟幕弹。但到1946年6月，就公然撕毁了重庆谈判协议、政协决议以及一切停战协议，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同时，他们还筹备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但为了掩盖其独裁实质，便极力要把它装扮成多党国民大会。陶希圣此时自告奋勇奔走于各党派之间，极力拉拢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促使他们在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不参加国民大会与国民政府的时候，能够滥竽充数。

11月12日，伪国民大会开幕。《中央日报》刊出陶希圣亲自撰写的社论，主张基于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向国民大会提出宪法草案。陶希圣如此主张，是为了即将出台的独裁宪法打个掩护。但下面的一帮人却不解其意，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向中央党部检举《中央日报》违反党义。陶希圣只好亲自前往跟他们坦白解释，“这是针对中共的政治战斗”。

1947年2月初，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担任校订所谓《新匪手册》的工作。

1948年底，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准备下野，以作出求和的姿态。陶希圣又担当了为蒋介石起草1949年新年文告的重任。新年文告的稿子从12月21日写到31日。这期间，陈立夫去看了陶希圣，他对陶希圣说:“听说元旦文告主张再开和谈。现在徐蚌军事失利，如果再开和谈，军心解体，国家就无可救了。你为什么不提意见?”陶希圣说:“我是打字机，我的意见没有提出的余地。我知道大势所趋，是无可挽回的了。”31日下午，陶希圣垂头丧气地把元旦文告的稿子送到了中央通讯社。当第二天早晨，陶希圣起床走出门外时，他觉得连空气都呈现出一种苍黄色，使人沉闷。

1949年12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担任了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的第五组组长、进行宣传以及研究工作。继续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后又任《中央日报》董事长，1952年任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退休，改任中央中评论时事外，还发表史学论著多篇。共著作有《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1988年6月，陶希圣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