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台湾的三种模式：北平模式、天津模式、绥远模式分别指什么？

就在前两天的6月5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节目中提及中国台湾问题，他引用一位中国台湾前政要的话：

如果大陆军演不是三天而是七天、而是十天，同时发出最后通牒要台湾进行政治谈判，这不就是1949年的“北平模式”吗？

张维为院长在援引这段话后，予以肯定答复：

确实如此， “以武促统”兵临城下， “北平模式”已经基本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纵观历史，当时为了尽快打赢内战，恢复国民生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领导人不仅用天才的指挥艺术在战场上不断击溃国民党军队，还用无与伦比的心战宣传艺术不断分化、瓦解，策反国民党军队。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官兵总数达177.3万人，相当于敌军800多万总兵力的1/5，这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的。

而“北平模式”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我党还有“天津模式”和“绥远模式”，那么这三种模式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三种对敌模式是有先后顺序的，准确的顺序应该是“天津模式——北平模式——绥远模式”。

天津模式的成功为北平模式打下坚实基础，北平模式的成功则为绥远模式的实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们按照这一顺序来具体聊一聊：

首先是“天津模式”。

时间回到1948年11月，林彪带领的东北野战军经过52天的鏖战，俘虏廖耀湘、郑洞国等国民党名将，解放东北全境。

辽沈战役之后，共产党的军队也第一次在军力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惊恐万分，而随着东北的解放，华北地区便成为了下一个要啃的“硬骨头”。

当时盘踞在华北一带的是傅作义带领的55万国民党大军，为了更好的应对我党军队的进攻，傅作义将辖区的布防重点放在北平（即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当时直接隶属于“南京行政院”的“特别市”。

陈长捷

其中负责守卫天津的，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为“抗日常胜将军”的陈长捷。

陈长捷何许人也？在平型关大捷中与日寇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一带，血战12个昼夜，并最终取得大胜的猛将。

天津外围本身就有一条宽5米深3米的护城河，再加上日占时期留下来大量的坚固防御工事，而为了守卫天津，擅长工事的陈长捷又提前大兴土木，建立起了总长84华里的城防线，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以至于蒋介石来视察时，都对陈长捷的“杰作”赞不绝口，甚至当中说出了：

“好，好的，各地的守备将领如果都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1949年1月2日，完全出乎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预料，本以为会休整两三个月的共产党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直接改变华北地区“敌众我寡”的被动局面。

林彪、叶群

可以称得上战力最强的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的带领下包围天津，向困守在天津城中的陈长捷发出了最后通牒：

“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

眼见陈长捷不回应，东北野战军调动上千门火炮对天津发起猛烈炮击，被蒋介石夸奖的天津城防连一日都没能撑住，等到15日上午9时时，解放军已经冲进了陈长捷指挥的地下室，用枪顶在了他的后心。

在抗日战争中身先士卒的猛将陈长捷甚至连拔枪自杀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被人民解放军活捉，天津解放。

所以天津模式指的是“以强大火力对顽抗之敌坚决予以歼灭打击”。

但同为炎黄子孙，本着“两岸一家亲”的原则， “天津模式”似乎并不适合用在台湾问题上，不到万不得已，祖国大陆是不忍心对台湾同胞兵戎相见的。

但就像是朱镕基总理2002年3月新闻发布会上说得那样：

“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主要是对那些坚持态度的顽固分子而言的，但是，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年年讲、月月讲。”

其次是“北平模式”。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我党已经完全控制东北全境，惊慌失措的蒋介石深知东北地区一旦失守，平津地区被攻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于是蒋介石急电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领4大兵团共计55万大军迅速南撤。

傅作义却坚持“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指令，将所辖部队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形成一字长蛇阵，等待共产党军队的到来。

傅作义

然而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等重要防区沦陷，傅作义所部已经完全被困于北平城中，被“刀架脖子上”的傅作义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谈的可能性。

在包括傅作义长女“傅冬菊”在内的爱好和平人士开始积极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一方面是撤退无路，兵临城下；另一方面是接受谈判，赢得历史和人民的尊重；

最终在经过友好磋商，傅作义于1月22日发表和平宣言，率领北平城中20余万大军出城接受改编，千年古城北平和200万百姓也因此得以免于战火。

所以“北平模式”总结下来就是“利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绝对的军事优势，迫使地方放弃抵抗，选择起义或者和谈”。

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和军事发展，大陆对台湾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全方面完全领先， “北平模式”的先决条件已经达成，在去年八月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中国大陆也曾在台湾岛周围进行封锁式的军事演习，所以事实证明“北平模式”的可操作性最高。

最后是“绥远模式”。

1949年2月，放下武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和邓宝珊、章士钊等爱国民主人士飞赴西柏坡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与傅作义等人会见时提到尚未解放的绥远地区，明确指示：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

返回北平后的傅作义当即给曾经的下属，绥远主官董其武去信洽谈，针对如何和平解放绥远进行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协商。

当时的绥远地区处于国共之间反复摇摆的不明朗状态。

董其武

董其武对外积极响应傅作义的号召，争取和平解放绥远；对内对顽固不化的少数分子采取坚决打击的严厉态势，肃清队伍中的敌对分子，为绥远和平解放打下坚实基础。

正是在傅作义、董其武等原国民党老将的积极斡旋之下，绥远地区终于在1949年9月19日实现和平解放，由此诞生了解放战胜时期的又一对敌模式——“绥远模式”。

所以“绥远模式”总结来说，就是抓大放小，先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思想松动或者保持中立的国民党军队，对这类群体作暂时让步，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敌对势力中的顽固份子，等到相当的时间以后，再腾出手来改变这部分军队。这样做既可以使我们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同时还能分化敌人内部，动摇军心，减少伤亡。

不过当前来看，中国台湾岛内虽然也有不少爱好和平的爱国人士，但在民进党把持岛内政权的现实情况下，绥远模式的可操作性比较小。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从“天津模式”到“北平模式”，再到“绥远模式”，每一个模式的背后都饱含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祖国统一的殷切希望，我们在历史上同宗同种，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两岸分别已久，统一刻不容缓。

而对于那些企图分裂祖国领土完整的国家罪人，民族叛徒，身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的我们也只有一句话告诫它们：

“勿谓言之不预也！”